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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2000字篇1

　　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于2018年5月5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五大洲30多个国家，120多名国外学者和国内知名学者等共1100余人参加了大会。大会以“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设十个分论坛和四个高端论坛。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夏伟东、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徐光春以及厉以宁、欧阳淞、于鸿君、顾海良、李慎明、林毅夫等国内著名学者，第三世界论坛主席萨米尔·阿明、意大利前总理马西莫·达莱玛以及哈维、科兹、比岱、卡弗、布兹加林、阿尔卡利布、迈弗路德斯、奥尔汉加济、安德森、达莱玛、塞耶斯、胡比耶夫、赛义德、米尔勒、迦凯、奥伊蒂宁、吉乌拉斯、布伦特、舍甫琴科、考普夫、施拉潘托克、哈夫纳维、哈利勒、希梅内斯、德雷等、考普夫等国际学者参加了各论坛的活动。在对“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讨论中，如下五个议题成为学者们热烈讨论的焦点：

　　第一，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概括学者们的发言，可以发现学者们实际上是在金融资本悖论逻辑的框架下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和诊断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所谓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是指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不可避免地遇到危机时，金融资本试图以非生产性积累的扩张来解决生产性积累的困境，结果却是饮鸩止渴，导致更为严重的金融、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所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是指金融资本作为职能资本的集中表现，是推动生产革命、流通革命和信用革命的引擎；所谓金融资本的非生产积累，是指金融资本通过价格的垄断操作、证券投机、信用欺诈、地产投机、国债和主权信用操弄等一系列手段而实现的圈钱机制。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而陷入困境时，金融资本试图以非生产性积累的扩张解决生产性积累的危机，结果不但不能解决反而加深和扩大了危机，这就是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又必然向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国际关系危机转化。在过去五六百年的世界历史中，每当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处于上升时期时，自由贸易和国际合作就成为主流；每当核心国家处于下降期时，就会出现矛盾激化、积累中心转移、保护主义不断上升以及国际矛盾尖锐化等问题。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积累中心和霸权更替都经历了相当大的社会动荡，甚至伴随着世界大战。从1970年代起，资本主义就已进入到第二波衰退中。资本主义现在面临的危机，不是局部性危机，而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危机。当下的资本主义制度，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进入长期衰退之中。未来二三十年乃至五六十年，我们将处于一个大动荡、大改组时期。现在美国在全球挑起矛盾的政策，就是美国霸权处于下降期的表现。特朗普政权则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趋于衰败的表现。此次资本主义自身危机的真正答案是如何逐步走出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人类如何跨越资本主义。马西莫·达莱玛、迈弗路德斯、欧兹·奥尔汉加济、阿明、如姆鲁·图阿松、大卫·施瓦茨曼教授、许建康研究员、李慎明研究员、丁晓钦教授、宋朝龙研究员等国内外学者对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及其所引起的结构性危机、对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做了发言和讨论。

　　第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与会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政策体系和意识形态；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逐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和制度理念。新自由主义从抽象的个人出发，把人理解为脱离生产关系的经济人、理性人、公民和自由意志的主体等；它使人脱离生产关系并进入一个由孤立个体组成的契约社会；它把自由意志之间的契约关系设定为唯一合法的社会关系，而契约关系背后的生产关系，是这种形式主义制度体系难以理解、掌握和应对的。金融资本积累机制是在契约论的基础上且不违背契约原则时发生的，因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无法诊断和医治金融资本积累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新自由主义政策放任了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既导致金融贵族的寄生集团势力剧增、产业资本成本增加、制造业转移海外、产业空心化和工人失业，也导致了中产阶级的衰落，使边缘国家陷入债务危机，更导致新民粹主义兴起和全球化逆转。在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经济、社会、政治和世界体系危机面前，新自由主义所打造的中产阶级支配社会的神话、新自由主义“最小国家”观念、新自由主义关于“人权高于主权”、关于“历史终结论”的观念纷纷破产。阿明、亚历山大·布兹加林、马西莫·达莱玛、简·奥托·安、法特稀·阿尔卡利布、宋丽丹和陈人江等学者围绕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围绕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做了发言和研讨。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实践能力。与会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理解资本主义的概念工具，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基本逻辑，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方法论。与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从《资本论》提供的分析逻辑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进行了讨论和分析，从唯物史观角度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进行了解析和批判，从科学社会主义角度对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制度替代问题进行了阐发和研讨。学者们还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野和交汇，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和主张，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遇到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当代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能力、现实化的调教功能和道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萨米尔·阿明、大卫·哈维、马西莫·达莱玛、博卡拉、欧阳淞、于鸿君、顾海良、李慎明、赵敦华、丰子义、赵家祥、潘维等学者对此主题做了发言和探讨。

　　第四，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与会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在方法论层次上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原子论和经验主义世界观；在核心价值观上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而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抽象人性论；在经济制度上强调既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又限制和克服其消极影响；在政治制度上强调既发挥人民民主，又确保国家能力对社会发展中各种矛盾的调节；在全球化新阶段的顶层设计上，集中表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践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包含着东方大国自身的发展逻辑、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实现形式的探索逻辑，以及人类命运反思的探索逻辑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上述逻辑轨道上经过艰辛探索而确立的，這些逻辑轨道是世界历史的内在逻辑轨道，而中国的命运在一定意义上和全球化时代多数发展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也为处于西方核心文明区的人们反思西方文明提供了参照。因此，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必然具有世界意义。郑长忠、迈克尔·唐迈、提瓦纳、李玲、许建康、舍甫琴科、特里克·德雷、本纳德·福诺、冯颜利等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进行了确认和讨论。

　　第五，全球化转向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金融资本全球化的系统性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失效，意味着全球化正在发生转向，新的时代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自《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来，马克思主义历经从西方到东方、从理论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从挫折到重新崛起，已经变得更具解释力和实践力。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对金融资本的扬弃能力，具有带领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能力，具有引领全球化新阶段的能力以及替代新自由主义重塑人类文明的能力。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也面临艰巨的任务。与会学者认为，国际金融资本的统治体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博弈是长期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复兴的中坚力量，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引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关键在于巩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把中国共产党建成使命型和自我革新型政党。谢里夫·穆罕默德·菲亚德、穆阿塔法·哈夫纳维、莱恩、希梅内斯、迦凯·布伦特、亚当·赫什、亚历山大·布兹加林、阿德汉·赛义德、田心铭、黄蓉生、何怀远、章忠民、邓纯东等学者对全球化转向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必然性、途径和前景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

　　综上所述，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中外学者们对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实践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全球化转向以及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在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和全球化转向的基础上，勾画了一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方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2000字篇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十八大报告中被首次提出以来,从周边国家延至区域并逐步走向全球,从构想到实施,一个源于中华文明但又符合全球发展潮流的中国世界观已经形成.十九大以来,作为一个基于中国语境的全球公共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提升我国全球话语权的道义高峰,将有效助推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不仅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传播的新定位,也是中国语境下全球传播的新使命.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中华文明和中国语境的全球公共理念

       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我国近40年来的社会发展结晶,融合了中国文明和中国语境的道义内涵,同时又是对人类未来和谐发展的理性思考和理论提炼.首先,中国社会近40年来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提升了中国民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创造了国泰民安的空前盛世,与当今世界各地的混乱和无序形成鲜明反差；在互联网应用、高新技术、环保和军事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步；精准扶贫取得实质性的阶段成效；在文化领域,推动了文化繁荣,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在这样一个宏大历史时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实施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延伸和智慧结晶.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源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也源于中国历史的“和合”文化,源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不仅体现中国的“和合”文化语境,也“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全球观的价值体现,包含着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风范和担当,为构建全球公平正义、和谐的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方案.

       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解决中国问题,也要解决全球问题；探索能解决不同国家及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和谐发展之道,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公共理念.总书记着眼世界和平发展大局,顺应各国相互依存大势,从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到联合国大会、达沃斯论坛等各种国际场合,不断提出、阐述、充实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公共理念,以天下为己任,同时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政治上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家交往新路；安全上摒弃“冷战思维”,确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经济上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新前景,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环境保护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全面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特别强调文化上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这样的表述不仅发出了中国声音,也增强了中国国际话语权,当然已成为事实上的全球公共理念.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建立新型国际秩序的理论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还是一个理论概念,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和理论价值.纵观当今国际秩序,形成于二战结束,发展于冷战之后,变革于新世纪的信息爆炸时代.从民族国家主权的设立,到国际法体系的建立,均是以西方世界为主导,在国际政治和国际传播的理论上,都是由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主宰.但近年来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美国第一”战略,“二战”以后这种国际秩序已越来越无法解释或解决世界各地的问题,尤其无法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和困难.世界发展的大潮流急需一种符合当下国际形势新格局的“非西方”的全球公共理念.1.当今世界秩序的维护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了历史新高度,俯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中国维护世界秩序做出的理论贡献.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全球化浪潮进入调整期.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此起彼伏.在西方国家,无论是欧洲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还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都表现出“自扫门前雪”的做法.曾经的公共理念提供者——西方国家——已经对全球公共服务和公共秩序逐渐失去兴趣.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公共理念是基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一起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起来的,是中国为变革中的世界秩序提供中国智慧.因此,继2016年11月“一带一路”倡议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后,2017年10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又把“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首次纳入联合国决议.这表明中国在维护当下国际秩序和推动全球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用自己的智慧证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行之有效的,对当下维护国际秩序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影响着当今新型国际关系重塑.新时代呼唤新精神,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种新提法指明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途径,为国际关系的发展贡献了新理念,提供了新方案.中国强调的正确义利观和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超越了传统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西方全球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极大影响新型国际关系的格局,它体现的是人类在政治上互信、经济上互补、人文上互融的三位一体的融合,是重塑复杂国际局势的重要理论框架和实现路径.纵观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或依靠领土扩张而积累财富,或依靠殖民掠夺来争夺财富,零和游戏的规则始终未变.中国提出的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表明中国对内提示国人不要有扩张思想,对外传递中国合作共赢的追求.它打破了西方世界的零和博弈和对抗性冷战思维,对新型国际关系的格局已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十八大以来,中国方案和中国模式在欧洲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度因此不断得到扩大,连日本2018年初也愿意对接“一带一路”倡议.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支撑中国的强国之梦.2018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代.但对于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世界各国仍有不同解读.2017年5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推出专题：《中国的新世界秩序》,在肯定中国投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和军事五个领域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也不乏对中国在全球活动的贬低.因此,讲好中国故事,我们不能只关注国民经济发展,忽略国际话语权的建设.如果没能建立其中国特色对外传播的理论体系,对于外国媒体的指责和不实报道,我们只能被动回应,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强国,对外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已是衡量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讲好中国故事,还要讲好别人愿意听、听得懂的故事.过去,我们用事实说明中国是和平的维护者；现在,我们要用改革开放的成果和中国经验来讲述中国是和平的建设者.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载着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具有极强的“道义感召力、思想穿透力、文化融通力”,可以有效融合到我国对外传播理念建设和实践,理直气壮地塑造中国的强国之梦.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道义高峰,对重塑国际信息传播秩序有积极作用

　　我国曾经历过“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的时期,目前正在经历“失语就要挨骂”的阶段.改变国际舆论场中的被动格局,才能赢得新时代无硝烟的“文化上甘岭”.共同体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对外传播过程中,可能会经常讨论国际传播中的“术”的手法：我们设立了专门政府机构负责对外传播、建立了通讯社英语APP服务、外语报纸、广播电视台和网络媒体,会“借船出海”利用国外平台传播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正能量.这些做法为我国国际传播事业发展,发出中国声音和反击西方媒体的负面涉华舆情起到了极大作用,已取得巨大成效.但这些国际传播活动始终没有实质性地触动或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意识形态和话语框架,也没有真正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体系,因此目前国际舆论场和国际信息流中“西强我弱”的格局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我国“挨骂”的被动态势依然延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意识形态框架的中国世界观,正在成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道义高峰.王义桅指出：从的“环球同此凉热”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的世界观不断与时俱进,中国正逐渐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道义高峰,其核心是中国能因势利导凝炼出有利于全人类的公共理念以及与之匹配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这样才能在战略层面（道的层面）提出独立于西方意识形态的非西方理念.有了这样道义理念的指引,我国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是值得期待的.

　　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道义高峰,可有效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由于不同于西方的公共理念,基于中国语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极大增强我国国际传播的战略主动性,为我国提供一个弯道超车的国际传播路径.只有这样,我们的国际话语权才会与我们文化软实力与国家综合实力有效匹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有了道义高峰,我国在改变国际舆论场（“道”层面）中就可启动主动而为的“攻坚战”,而不老是被动应对“防御战”,避免“跟着西方媒体设置议题,被牵着鼻子走,而不敢主动地传播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价值”的尴尬.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为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行性,也为超越西方话语框架和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现实路径,为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打下基础.

　　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助推重塑国际信息传播秩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世纪曾组织讨论过“国际信息传播秩序”,最终因美国等国家退出无疾而终,但这次理想化的争论之后,西方主导的国际信息秩序和意识形态的框架依旧.因此,我国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框架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不仅有中国意义,还有全球意义,将有效助推公平和和谐的国际信息传播秩序重塑.首先,理念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信息传播秩序贡献了一套非西方但又不排他的国际传播话语理论框架.这是对目前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信息秩序最有力的挑战和平衡,使得国际信息秩序和国际舆论场中的多元声音成为可能.其次,文化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中国文明的全球公共理念,其包含的中国元素和中国智慧决定了在国际信息秩序重塑过程中肯定、突出“和合”文化,坚持共商、共建、共赢、共享原则.这将有助于改变目前国际信息流程不平衡的现象.当然,这也是中国进一步体现大国担当的机会.最后,语言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基于中文语境下的全球公共理念,将有助于加快中文在国际信息流动中的应用和传播.这将逐步改变国际信息流动过程中200多年来的“英语强势”地位,有利于不同语言的国际传播和交流.近年来孔子学院的流行和全球出现的“中文热”就是例证.

　　四、如何有效对外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总书记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为此,中国需要不断扩大国际朋友圈,不断提升国家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这一切都需要有效对外传播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文因此提出如下五大建议：1.深化“元首外交”战略.总书记的“元首外交”在国际场合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已取得明显成效,应继续深化这种行之有效的“元首外交”战略.

　　2.促进传播渠道多元化.应坚持以政府为主、民间为辅的多元渠道传播模式.政府可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环保等五个领域的哲学内涵、世界意义和发展路径,每年以白皮书形式对外发布,同时推动民间参与和人文交流,尤其要在全球年轻人（通过孔子学院和来华留学生培养）中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提高其认可度和获得感.

　　3.突出“非西方”属性.要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东方文明的全球公共性和其“非西方”的独立属性,可邀请国内外智库和大学开展专题研究项目,定期召开高层次国际论坛,收集整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建构新型国际秩序中的创新案例,总结其发展新趋势的理论价值,把中国特色道义高峰理论化和具体化,使其既有哲理高度,又通俗易懂.

　　4.跟踪国际传播效果.不仅可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重大事件（如国家领导人国际会议讲话或其他话题相关的全球性事件）中的动态效果调查,还可以每年开展一次年度世界范围内国际信息传播效果的调查,形成对其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和环保等领域对外传播效果的细化评估报告,并用中文和外语同时对外发布和传播.

　　5.成立全国性协调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公共理念,也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涉及了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环保等诸多领域,因此可考虑成立一个全国性协调机构,确保上述相关领域职能部门步调一致,有效开展各自对外传播的规划和具体活动,包括落实上面提及的继续深化“元首外交”战略、促进传播渠道多元化,以及常态跟踪国际传播效果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2000字篇3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时代背景

　　自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国际政治局势动荡,全球金融危机,社会冲突和种族,种族和宗教冲突,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但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性和社会信息化不断推进,全球合作,多层次的全面发展。这表明,世界的和平发展道路和区域合作将不会一帆风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前和未来国际形势的主流和本质。习近平主席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党的十八大报告里，明确提倡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呼吁世界在同一条船上,分享责任,促进人类的共同利益”。“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这里出现和广泛使用,包括了多层次的范围,不仅从国内到边境边境地区和周围,甚至不断扩展到亚太和整个世界。近年来特别是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得到广泛和强有力的应用,中国和世界之间的交流方式,以及东盟,周边国家,如欧洲中部、中部非洲、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在20国集团(G20)峰会上,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国际活动里均反复提到的“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呼吁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四国”集团,丝绸之路经济带,G20国家构建中国东盟命运的命运共同体等等。以上迹象说明,“命运共同体”绝不仅是一个口号或者说中国政府单方面提出的概念,而是中国政府外交政策里面的一个新的会话标签,与外交战略中时时贯彻的明确目标,也是新时期中国领导人的外交实践。“命运共同体”的这一概念,完全符合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新的要求。

　　二、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内涵

　　“共同体理念”是目前形势中我国外交方略以及经济贸易战略的指导思想，也是世界共同发展的崭新模式。“共同体理念”在中国的实践,它不仅是一个适宜的宣传口号,而是一种基于亚太地区的地理优势和经济发展,丝绸之路是一个外围,打开,迫使对方,相互支持的和平发展、共同发展、共同建设的模式。的华人共同体思想,建立霸权,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但是为了实现政治互信为导向,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的经济为目标,军队,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目的,抵御外部风险和挑战,实现振兴发展的国家,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实实在在的军事实体,是中国和周边国家共同繁荣,地区安全共同体思想“命运”、“利益共同体”,“共同体思想”的责任。毫无疑问，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人类社会发展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为逻辑线索,来观察人类历史和人类发展的命运由一系列的和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历史的观察,马克思人类命运和人类发展的独特的视角,共同体思想和其他重要概念理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构成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一条红线贯穿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只有把握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内涵,才能可以回到马克思主义本身,认识和了解以及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的“共同体”是在人类历史中不断生成的，是人类历史上不断生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显示如下:血液的地理,政治和经济“共同体思想和自由的人。从马克思掌握和使用的共同体思想,以下的结论可以到共同体思想的原则规定:关节,这是马克思的社会的本质;民主,这是真正的马克思思想的共同体思想;自由个性,这是马克思的社会的前提。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共同体思想的本质是个人现实和存在的基础,共同体思想是各种所有制的前提,社会阶级斗争史前史和终极价值取向。

　　三、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中国的实践

　　“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指导中国在国际交流,国际事务中,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思想。“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间发展趋势和我国根本利益的战略选择。”“中国人民害怕动荡,是稳定的,希望一切都好。“为什么中国坚定不移地倡导和平发展道路?认知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换句话说,为什么中国强烈强调和倡导建设和谐世界,推动和平发展,是基于当前国际社会是一个社会命运的客观认知。“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实现中国主张和平发展、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的基础。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是一种发展。创建人类命运社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每个人都想过上幸福的生活在地球上,有尊严的生活,这是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依据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统一。当代“命运共同体”建设基于科学基础上的古老的“命运共同体”。我们现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感到最亲切的条件——“小康社会”。实现小康,当然,一些具体的标准,将去大同,世界将来肯定会逐渐走向大同。分析基于实用的角度来看,由于社会的整体利益是“命运”人类的眼睛里,包含了新概念和原则,因此,实施“命运共同体”,不仅有助于克服和解决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有助于促进全球共同繁荣和进步,更重要的是,提倡并积极构建社区的命运,让中国在国际环境的和平安全,从而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和中国的崛起是非常有利的外部条件。“党的18大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目标。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必须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看到世界的命运共同体,促进和命运共同体建设,显然对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一个安静、安全、和平的国际环境,有助于减缓和压力不受外界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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