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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老人以红丝定世间男女娇姻的故事，经过岁月的涤荡，今天一早已没有了原来韦固苦求婚姻的无奈和苦涩，剩下的只是一个浪漫而美好的民俗意象。月老形象及其相关、相类故事在唐代的出现和流播，与唐人姻缘前定的婚恋观念息息相关，是这一观念的艺术化与形象化。

姻缘前定是深植于店人心中的基本观念，是唐人命定观的具体体现之一。把人生命运，归结为冥冥之中鬼神的预先安排，这无疑是唯心和荒谬的.然而这一观念的流行，无疑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心理基础的。

一般而言，唐人的命定观，实际上是面对无常人事的一种消极的情绪发泄，它反映了唐人对无常人生的迷茫和困惑以及消解这种迷茫和困惑的努力。面对人生的无常，面对荣枯沉浮，宠辱得失的变幻莫测，困惑不已的唐代士人便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殆天意乎?非人事乎?”而当他们最终无法获得解释与答案的情况下，便把一切归之于命运，归之于定数，“乃知命也，岂由于人耶”，所以命定观念的滋生与流行，实际上反映了唐人面对人生无常的迷茫和对这种迷茫感主动的排遣与消解。正如李剑国先生所言:“所谓‘命’者不止是迷信，而是感伤的、无可奈何的、得意的、嫉妒的、愤慨的、自慰的情绪的发泄。”把一切归之于命运.归之于前定，他们便找到了自我安慰的理论，获得了内心的平衡。于是他们说:“人之出处，无非命也。”“官职是当来之分，未遇何以怅然。”不仅以此自慰，而且还以此宽解他人:“君无为役患迁滴。事固已前定。”告诫别人不要躁求:“事以前定，非智力所及也。今之躁求者，适足徒劳耳。”“命当有成。弃之不可，时苟未会，躁亦何为。举此端，足可以戒其知进而不知退者。”进而体悟到了乐天知命的道理:“彼乐天知命者，盖知事皆前定矣。”当然，这种安慰，无疑是带着无奈和苦涩的。

婚姻前定观念亦如是.是人们特别是那些下层寒微士子面对婚恋问题的复杂心态的一种折射。自隋以来，科举制度的施行，知识阶层有了前所未有的扩大，且南北朝以降世家大族的衰落，这些读书人绝大多数出生寒微，他们的普遍愿望就是进士及第，做大官，娶五姓女。薛元超的“三恨”之说就非常典型，据《隋唐嘉话》卷中载:“薛中书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摧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仅就婚姻而言，获得“娶五姓女”式的姻缘是唐代士人对婚姻的普遍期待，当然，有人如愿以偿地获得了美满姻缘，其自然心满怠足，得意非常。但一般而言，虽然唐人的婚恋生活相对较为自由，但多数人的婚姻是平淡的，薛元超官至中书，如其自言.已“富贵过分”.然仍不能称意，至于普通人，则更是难免。

另外，据实而论，无论何时，虽然不乏有真诚的爱情、纯洁的婚姻范例，但婚姻之中带有这样或那样的功利目的，也不乏其例.如《阎庚》所述，则是典型的希图通过婚姻改变命运者。退而次之，也至少要门当户对，如韦固所思。所以，寒微士子在面对人生困境之时，则生出希图通过联姻高门而获得终南快捷方式的想法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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